亲爱的，别把我一人留在战场上
出生在耶路撒冷，对一个作家而言便具有了使命。耶路撒冷从公元前就成为圣地，也从公元前开始就成为信仰冲突的中心。无数人曾占据过这个城市，却也没有一个统治者能让这座城市永远和平。大卫·格罗斯曼，一个出生在第一次中东战争后的以色列作家，注定要与这座城市的苦难捆绑在一起。
就像耶路撒冷的命运不属于自己一样，大卫·格罗斯曼的写作也不属于自己。对以色列命运的忧虑，对战争和苦难的反思都在影响着他的写作。1954年1月25日，格罗斯曼出生于耶路撒冷。那时以色列刚建国不久，面临着周边阿拉伯联盟的敌视。耶路撒冷总是发生不同规模的袭击、暗杀，它们随时会演变成下一场“圣战”。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格罗斯曼每天都在面对严峻的现实，他有两个孩子，在同一所学校上课，却不敢让他们乘坐同一辆校车，因为不知道哪一天校车会遭遇恐怖袭击。
于是，他希望自己的写作能让现实发生一些改变，唤醒民众的良心与同情，哪怕只是一点点。他的作品，长期关注以色列现实。2017年，格罗斯曼的《一匹马走进酒吧》获得国际布克奖。虽然他的名字时常被拿来和阿摩司·奥兹放在一起，但大卫·格罗斯曼并不希望有这种比较。不仅因为奥兹是他导师般的良友，更因为格罗斯曼喜欢在文学内部的不同地带探索属于自己的旋律。
大卫·格罗斯曼（David Grossman，1954-），与阿摩司·奥兹以及亚伯拉罕·耶霍舒亚并称以色列文学三巨头。著有《锯齿形的孩子》《迷狂》《到大地尽头》《一匹马走进酒吧》等。
奥兹擅长破解家庭之谜，用笔深沉，格罗斯曼却是一头迷狂的温柔之兽，他有难言的伤痛——小儿子乌里死于一场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军事冲突，在那之后他写出了令人心碎的《到大地尽头》，然而伤口何时才会愈合？
亚伯拉罕·耶霍舒亚曾给格罗斯曼写信道，“亲爱的，别把我一个人留在战场上”。怎么会呢。在那样一个每天都在降落催泪弹的世界中，战场、伤痕、痛苦是任何人想摆脱都摆脱不掉的东西，无需作家主动追寻，它们会自动砸向每个人的命运。
撰文 | 新京报记者 宫子
在“爱”中寻找真实与圆满
大卫·格罗斯曼比另外两位以色列作家奥兹及耶霍舒亚晚出生了近20年，因此他并没有亲历以色列及犹太历史上的剧变，包括联合国181号决议、英国统治期的结束、“纳克巴”大灾难以及他出生前刚结束的耶路撒冷西墙之战。
然而，在耶路撒冷出生永远不算晚——这座城市已经用三大宗教的流血与冲突谱写了上千年的历史，接下来，它的历史或许仍将以这种方式书写下去。
1967年，“第三次中东战争”爆发。当时，苏联向埃及发送了以色列计划袭击的假情报。战争以以色列获胜告终，在短短几天时间内，以色列阵亡约900人，而约旦、埃及、叙利亚联军合计阵亡2万人。
在这个特殊的国度里，仅仅有才华是不够的。尽管奥兹和耶霍舒亚等人都在不同的小说中展示了自己的叙事才能，但如果丧失了身居以色列的“道德职责”，对耶路撒冷每一块石头的尖叫充耳不闻，那么这些以色列文学的意义将停滞在鉴赏品的阶段，它们将不再具有见证灵魂的深刻。
1954年1月25日，大卫·格罗斯曼在耶路撒冷出生，他的父亲是个喜欢读书的人，做过巴士司机，后来担任图书管理员。在父亲的影响下，格罗斯曼从8岁开始就阅读了不少文学作品，其中犹太作家肖洛姆·阿莱汉姆的《莫吐尔历险记》给他印象最深，打开了他了解犹太世界的窗口，也在他的心中灌输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：爱。
格罗斯曼的父亲是从波兰移居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，二战和“大屠杀”是格罗斯曼自幼接触的话题。自然，格罗斯曼没有亲历过纳粹的暴行，他的父母也并非集中营的幸存者，“大屠杀”对他来说只是一个集体性的、无法触及的记忆。“
小时候，周围的人们在谈论大屠杀的时候不说大屠杀，而说‘那边发生的事’；我经常听大人们说‘纳粹野兽’这个词，我问他们野兽是什么意思，他们不告诉我。他们说有些事不应该让小孩子知道”。
然而，一个优秀的写作者总能用自己的写作去重新见证。这也是他1986年在美国出版的长篇小说《证之于：爱》所表现的内容，借助一个9岁儿童莫米克成为作家的思路历程，一步步探索以色列大屠杀和纳粹暴行，在认知真实世界的过程中，莫米克本人也得到了成长。
《证之于：爱》
作者: [以色列] 大卫·格罗斯曼
译者: 张冲 / 张琼
版本: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年3月
主人公的经历与大卫·格罗斯曼本人十分相似，在《证之于：爱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孩子对纳粹与大屠杀的困惑，可以看到莫米克本人也曾被孤独所吸引，独居创作。在最后一部分中，所有离散的、噩梦般的故事汇聚成一个关键词——爱，通过这个词语来解释之前所有的痛苦与思考。这也是大卫·格罗斯曼写作的初心，他希望用爱去融化——而非遗忘——那些纠缠了多年的仇恨以及集体式的噩梦。
爱与甘甜，这些都是好的，也是反复出现在奥兹与耶霍舒亚作品中的砂糖；但在这之外，格罗斯曼对于记忆的真实性及现实世界有着更加明确的责任感，“儿童小说”对格罗斯曼而言意味着一种香甜的爱与希望，他拥有自由出入这个空间的能力，但同时，耶路撒冷也给了他一份沉重的责任。
以泪水见证小人物的伤痕
“见证”在格鲁斯曼的创作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。从1954年出生，到1986年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，他经历了32年的筹备期。对格罗斯曼来说，不是积累写作的文本天赋，而是沉淀内心的爱与泪。他必须通过对生活的理解将二者融合起来，然后才能写作，让更多的人在泪水中感受到博爱。
格罗斯曼自然是拥有天赋的。他在9岁就参加了一个国家广播电视的肖洛姆·阿莱汉姆问答比赛（明信片是他瞒着父母偷偷寄出去的），在比赛中击败了几位成年教授与评论家，不过主办方以“获得现金奖励不利于小孩子的成长”为由把他拦在决赛门外。
后来他又被国家广播电台聘为记者、剧作家和主持人（直到1988年，因为拒绝隐瞒巴勒斯坦领导人承认以色列政权的消息而被电台解雇）。但仇恨和民族隔阂也曾困扰小格罗斯曼的人生，在13岁的时候，六日战争刚刚结束，几个朋友打算叫上他去刚被征服的巴勒斯坦区游玩，却被他拒绝了，“他们痛恨我们，他们不希望我们出现在那里，我也不想成为他们的眼中钉”。
如果有什么能打破这种隔阂的话，那就是见证、写作、叙述——这三者凝聚成了格罗斯曼的写作灵魂，在所有以色列作家中，没有第二个人像格罗斯曼那样渴望叙述，无论是他在小说中的“我”，还是塑造的其他人物——《到大地尽头》的奥拉、《迷狂》中的埃斯特、《锯齿形的孩子》中的外公外婆……他们都迫切地需要一个“读者”，一个能够坐下来聆听并完成和解的听众；同时，他讲述的所有故事都来自真实生活，如果格罗斯曼亲历过，他就敞开叙述，如果他没有经历过，那他就想办法让自己去见证。
写作《证之于：爱》的时候，他调查了大量关于以色列屠杀的资料；1988年，在写作《黄风》的时候，格罗斯曼花了九周的时间采访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；为了完成《锯齿形的孩子》中关于警察的部分，1994年，他又花了半年时间和耶路撒冷的警察待在一起。
《锯齿形的孩子》
作者：[以色列] 大卫·格罗斯曼
译者：林婧
版本：译林出版社 2015年4月
文学工作的深入无疑会损害到写作者自己。格罗斯曼写作的初心饱含着温暖与爱，一个人可以选择跳出常规的世界，独立判断，同时又在爱的回归中实现自身的圆满。但随着文学生涯的继续，人物“自身的圆满”越来越少见，取而代之的是“自身的支离破碎”，故事中的人物开始像奥拉那样，必须要借助他者的聆听、通过叙述将自身的灵魂保存下来。
对聆听的需求远远超越了作者叙述的欲望，这也和以色列的局势相关。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，阿以地区没有就此平静，战争依旧在不停被谋划。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，1995年的哈马斯暗杀袭击，几十年来，每一次冲突都在向作家宣示：一切爱的书写都是徒劳。格罗斯曼笔下的人物也渐渐遍布“泪痕”，他们仿佛时代的畸零者，用自身的破碎印证着历史的伤痕。
2002年，格罗斯曼似乎是累了。他出版了两本中篇小说《迷狂》与《她的身体明白》。这两本小说的政治意味不如之前那么强烈，沮丧情绪更重，也在读者间引起了争议，以致亚伯拉罕·耶霍舒亚给格罗斯曼写信说道，“亲爱的，别把我一个人留在战场上”。
怎么会呢。在那样一个每天都在降落催泪弹的世界中，战场、伤痕、痛苦是任何人想摆脱都摆脱不掉的东西，无需作家主动追寻，它们会自动砸向每个人的命运。
黎巴嫩战争，在以色列被称为“第二次黎巴嫩战争”，黎巴嫩则称之为“七月战争”。该战争发生于2006年7月12日，起因为黎巴嫩真主党突然袭击以色列并俘虏两名士兵，以色列随后展开“正义打击”。8月12日，即将停火几小时前，格罗斯曼的儿子乌里于黎巴嫩南部阵亡。
2003年5月，格罗斯曼开始计划完成一部长篇小说，想刻画政治运动对私人生活的摧残，3年后，这本小说已经基本写完，只差最后一稿，但这时，前线传来了一个噩耗：格罗斯曼的小儿子乌里在黎巴嫩南部身亡，后者所在的坦克被一枚火箭弹击中，车内无人幸免……
参加乌里葬礼的除了他的好友奥兹和耶霍舒亚外，还有以色列邻居以及敌国公民的电话信件——那一刻，不分国界，只要是格罗斯曼的读者，都陷入了同样的哀恸。“我恐怕无法拯救这本书了”，格罗斯曼在葬礼上伤心欲绝地说道。
“但这本书会拯救你的”，面对格罗斯曼的绝望，奥兹如此回答。的确，这本书通过叙述，让一个深陷战争中的少年得以重现，也让乌里的灵魂在文字中复活。2008年，这本名为《到大地尽头》的长篇小说出版，荣获世界各地文学奖的同时，也感动了一批真诚的读者，尤其是以色列的同龄人，他们又在格罗斯曼的小说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
《到大地尽头》
作者：[以色列] 大卫·格罗斯曼
译者：唐江
版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8月
就这样，眼泪继续成为格罗斯曼小说的主体——那些人，那些故事，无论篇幅长短，经历如何，都是一滴从耶路撒冷垂落的泪珠。
有时，我们能感觉到，爱和泪是特属于格罗斯曼的温柔，就像他小说中的父亲和母亲往往承担这两个如此不同的角色一样，他希望用爱去保护一些愿景中的东西，也努力用眼泪去见证另一些真实的东西。但在现实中后者总是更加凝重，令人窒息。“作家的职责是把手指放在伤口上”，这是格罗斯曼写作的信念，“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人性与道义问题依旧至关重要”。
对话大卫·格罗斯曼
被冷漠激怒
“一出悲伤的喜剧，一出喜感的悲剧”
新京报：继令人心碎的《到大地尽头》之后，你带来了新的小说《一匹马走进酒吧》。小说的名字有点古怪，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？
格罗斯曼：你肯定不希望我给小说取个无聊的名字，对不对？“一匹马走进酒吧”，就是千万个“一匹马走进酒吧”的故事的开端。由一个著名的笑话起头，接着唤醒了故事里许许多多的笑话——我喜欢这样的想法。
我受到了这样一个故事的启发，最终写成这部小说——军营里一个小伙子接到通知，让他赶快回家参加一个葬礼，结果他到了葬礼现场，大家都懒得告诉他谁死了，他出席的是哪个人的葬礼。这么多年来，我都认为这个故事象征一种冷漠的残酷性。怜悯的匮乏，爱的无能，让人们不再为他人着想。我被这样的冷漠所激怒，这是写成这本小说的心理动因。
新京报：《一匹马走进酒吧》被西方媒体评论为“回荡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的声音”，我注意到你经常在自己的创作中频繁提到卡夫卡（比如那本“Be My Knife”）。
格罗斯曼：有人这么评价这本书，这简直是对我的恭维，我妈妈听了肯定会很高兴。卡夫卡是我写作的伟大灵感来源。他定义现实的能力让我叹为观止——卡夫卡写下的每一个文本片段，几乎都会立刻和文本自身发生冲撞，产生矛盾张力，这就使得他整个的写作气质呈现出一种噩梦般的样态。我长久地阅读他的书，从他那里汲取灵感。
新京报：你的写作主题有三种：涉及巴以冲突和大屠杀的政治现状，孩童的冒险和困惑，以及人内心的情感漩涡。你坚持在报纸上发表政治声音，在小说里淡化政治性，但也许，当代以色列作家的命运是——他们的写作总会被解读成思考国家命运的密码，你如何看待这种“命运”？
格罗斯曼：我已经写了几本关于政论的书和随笔，但我相信每一本小说都有一个“政治层面”，蕴含作者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。当然，当我写政论文章时，必须短小简练，并且在文末彰显某种观点。但在进行文学性的虚构创作时，就包含了太多的问题与怀疑，犹豫和矛盾，甚至要同时容纳两种冲突观点。《一匹马走进酒吧》并不是一本关于以色列的政治寓言，但它的确是以色列国内“鸽派”（左翼）和“鹰派”（右翼）两方共同关心的主题：两方都同时致力于创造他们眼中以色列人该有的生活面貌。因此这也是两方的悲剧所在，两方都经历了个人和国家的悲剧——对于鹰派来说，“六日战争”导致了以色列人生活在一种崩塌之中，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，更是一种悲剧。
《一匹马走进酒吧》
作者：大卫·格罗斯曼
译者：张琼
版本：99读书人 |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3月
颠覆自我
“寻找一种讲故事的新方式”
新京报：你曾说过，写作是一种颠覆性行为，并且首先是颠覆自我。可以具体谈谈吗？
格罗斯曼：在每一本书里，我都试图发掘一种新声音。关于人类的故事，已经被讲述了太多遍，艺术家能做的，是去寻找一种讲故事的新方式。在这种新的方式里，人与人之间的细微差异、人们的生活和生命中的阴影，都得以揭露和呈现。在我已有的作品里，我用很多篇章来探索各种文体：广播剧，书信体小说，融合了诗歌、散文和戏剧的小说，乃至最新的这本《一匹马走进酒吧》——一本混合了取自以色列街头“高声部”（高雅）和“低声部”（平白）的希伯来语的喜剧小说。我喜欢尝试混合文体。
新京报：很多人都喜欢把你和阿摩司·奥兹来比较，对此你怎么想？
格罗斯曼：我倾向于不去拿我和奥兹或者任何作家比较。每个真正的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旋律和发声方式。奥兹先生对我来说，不仅仅是一个导师，更是一个密友。当我开始写作时，我从他那里不断得到启迪和鼓励，还有我的另一个朋友亚伯拉罕·巴·耶霍舒亚，我们三个人之间有着罕见真诚的情谊。我们分享各自的手稿，分享彼此的写作观，我们彼此支持，并获益良多。艾萨克·牛顿曾说过，只有当我们站上巨人之肩，我们的视野才会变得广阔。
新京报：让我们谈谈你的儿童文学写作。你曾说过，你认为大人永远不会理解孩子的世界，那么你为何依然会写儿童文学？
格罗斯曼：能够写儿童文学，我觉得我是幸运的，由此我获得了一种进入自我童年的开放通道，再次体验做孩子的感觉。我很明白这种“通道”在成长过程中很容易变狭窄乃至完全堵塞，对我来说，写（儿童文学）就是为了帮助孩子们始终开放这个通道。更甚者，我经常叹为观止于孩子们体验世界的方式——他们付出巨大的努力，尝试进入这个世界，去学习社会、家庭的交流密码，去掌握语言和肢体行为的秘密。在这过程中，有一种值得深挖和唤醒的原始力量，我深深地着迷。
1987年，巴以冲突加剧，巴勒斯坦因提法达（Intifada,意为“起义”）爆发。向以色列军队扔石头的年轻孩子成为这一时期的缩影。
新京报：在先前的访谈里，你频繁提到服兵役期间，你总是身边带着法国犹太作家罗曼·加里的《童年的许诺》（La promesse de l'aube），为什么是这本书？
格罗斯曼：没错，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一次爆发冲突的战争中，我当时是作为后备军人在一个艰苦的地带服役——我所在的连里，很多士兵都死在了那儿。我当时有个古怪的习惯，每当夕阳西下，我就会跑到当时我们驻扎大楼的阳台上，翻开《童年的许诺》的某个篇章——从13岁起，我就爱上了这本书，此后的每一年我都重读，对我来说这成为一种周期性的沉思。
我有一种奇怪的想法——如果我在阳台上读它，不戴头盔，不穿防弹衣，就这样完全暴露在敌人的视线里，我以这种方式去阅读，会帮助我记住——我在战争前的模样是什么，以及，我想在战争结束后变成怎样的人。通常，我会在阳台上读上六七分钟，之后飞快跑回最近的帐篷里。
这是一本关于一个孩子和他的母亲的书。母亲是一个犹太人，是像一头母狮一样强悍的母亲。在战争的残酷岁月里，她始终陪伴在儿子身边，并且帮助他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人。我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多少，但我坚持不去求证——我想要保持这种珍贵的“幻觉”，直到永远。
本文整理自2018年4月14日《新京报·书评周刊》B02、B04版。撰文：新京报记者 宫子；采写：新京报特约记者 柏琳；编辑：张进、张得得。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，欢迎转发至朋友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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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月14日《新京报·书评周刊》B01版～B12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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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主题」B01 | 大卫·格罗斯曼：泪中的耶路撒冷
「主题」B02 | 大卫·格罗斯曼：始之于爱，证之于——泪
「主题」B03 | 《一匹马走进酒吧》：大屠杀后，笑话对以色列人是多余的
「主题」B04 | 对话大卫·格罗斯曼: 缺乏怜悯，让人们不再理解他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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